宫外孕的原因，宫外孕是怎么造成的

除非我们发现并诉诸于新的人类力量，否则所谓的普遍发展，只能是一种幻象。

其次，要融入中国文化，采用中西结合的研究范式。比较突出的有两点，其一，有的学者重视理论阐述，但缺乏重要的科学发现，未能提出原创性的原理和理论。

为什么将中国经济增长作为经验对象？这是由它的重要程度和普遍意义所决定的。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应该包括中国文化的风格，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重视定性研究，擅长逻辑思维，且有精于组合数学的思想方法。二是研究内容具有创新价值，即在学术上有重要发现，提出新的原理、理论和知识体系。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升，但总体看还处在粗放型和数量型阶段。首先要解决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对象问题。

显然，为了获得理论上的重要突破，中国学者需要运用包容性的思维和方法，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，从典型化事实中分析典型化特征，由此出发提出科学的理论假设和模型，并运用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，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科学发现，形成经济学的定理和理论体系。但中国经济学仍缺乏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，没有进入世界先进行列。但是，每个人不交税又不成。

这种体制性税痛有也四种：一是专制政体下的税痛。因此，一切在现有政体背景之下的税改，无不通过不断地调整征纳税人之间的税负，或不同纳税人之间的税负轻重来实现调节税痛的目的，从而接近税制的终极目的，实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。这是因为：间接税使每个纳税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交纳了多少钱，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，它是公开征收的，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。无疑，上述根据税制性质之税痛类型划分是根本性的，而且意味着，税制性质之痛，决定着影响税痛的其它要素，属于影响税痛的根本性要素。

因此，在这种体制下，不论其税痛有多大，都是可预期的，也是短期的，可控的。因此，在此制度背景下的税改主要任务在于，如何通过不断地调整征纳税人之间，征税人之间、纳税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与义务、非基本权利与义务，来逐步接近公平平等，消减政体不完善、税负轻重不公带来的税痛，以及税款使用效率不高、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税痛。

因此，相比较而言，其税痛就比专制税制下的税痛小一些。一句话，一切税改都应消减这四种税痛，但各个社会的税痛消减任务是有差异的。无疑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效率越高，意味着纳税人涉税需求实现的越充分，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越公平，税痛越小。税痛作为纳税人涉税需求未满足的一种心理反应，它往往折射一种税制的优劣善恶，决定着一种税改方案的方向、目标及其内容。

税痛较小的税制，当是民主政体下的税制。事实上，执掌最高税权的人数最多，也只有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能实现。因此，严格说来，自从有税那一天起，税痛就随之而来。而且，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，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、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。

但总体说，也因为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，会伤害绝大多数纳税人的尊严与人格，而且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效率较低。极少，少到一个人，即就是专制独裁政体下才可能。

而且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效率也最低。对处于寡头制下的社会，同样面临上述消减税痛的主要任务，但根本出路同样在于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，逐步建立和完善民主宪政制度，扩大税权的民意基础，优化税制的制度基础。

因为，就税痛的敏感度而言，直接税比间接税大。之所以说这种税痛属于税制不完善之痛，是因为民主政体自身的缺陷。因为有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虽是人人需要，但却不是人人愿意做，值得做，能做成的。在这种税制下，由于全体纳税人的税收意志几乎都被剥夺，因此，其税制实最不具有合法性的。所以，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，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。这是因为，任何税作为一种必要的恶，都意味着纳税人财富自由的减少。

2012-1-7 进入专题： 税制改革 。显然，前者重在如何防止多数暴政可能带来的税痛，后者则重在消减民主宪政制度及其税制本身不完善带来的税痛。

二税痛类型之上述辨析告诉我们，一切社会一切国体政体下的税制皆有税痛，但总体而言，这四种税痛是基本类型，差别仅在于各个社会和国家面临的税痛不一样，程度有差异。即就是政府当时不从，纳税人也可通过定期的选举制度撤换掉不称职的官员，进而实现自己的税收意志。

第四种税痛是指由于财政预算用之于民的效率不高带来的税痛，即就是由于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效率问题带来的税痛。因此说，税制仅仅具有手段价值，其善只是就其结果而言的。

因此，这种税制下的税痛，虽然比专制和寡头政体下的税痛要小，但毕竟不是最理想的税制，还没有把纳税人的税痛消减到最小，其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效率只是较高，不是最高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在民主宪政制度下的税制，每个纳税人不仅是纳税人，同时也是征税人，国家征多少税，向谁征税，在哪个环节征税，如何用税等等重大涉税事项，都由全体纳税人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决定。其道理在于，就决定税制的最高税权执掌人数的多少而言，执掌最高税权的人数越多，这种税制的民意基础越牢靠，这种税制反映的纳税人意志就越多，这种税制也就越具有合法性，越是可能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福利总量。当然，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公平，应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征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的绝对公平，以及征税人之间、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的绝对公平。

但对已经实现民主宪政制度的社会而言，其面临的税痛消减任务相对要小得多，而且，完全可以在既定的民主宪政制度框架内逐步消减，避免流血冲突。三是民主政体下税制不完善之痛。

具体说，既要想办法减税，也应调整间接税比例偏高，直接税比例偏低的税种格局。而且，要消减这种税痛的成本也很大，大多要付出流血的代价。

又说：在间接税制下，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、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，并承担义务这样的宪政理念几乎不可能存在。这种税制也是消减每个纳税人福利增量最多的税制。

也就是民主自身携带的多数暴政的病毒。因此，对这些社会而言，根本的税改目标应是借助政治体制改革，不断优化税权，扩大税改的民意基础，强化税权的制度性监督机制。诸如税负的高低，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组合，以及税款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的效率等等。但仅就税痛敏感度而言，现实中究竟何时选择怎样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比例，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艺术问题。

从理论上说，民主宪政制下的税制，其税痛可以消减到很小，甚至为零。不仅面临政治改革滞后带来的根本性税痛，而且面临着税负高低、不公带来的现实税痛，以及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比例不合理带来的税痛，还有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税款使用效率不高、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税痛。

因为，在这种体制下，一旦政府无端浪费纳税人的税款，就可能遭遇各种制度性的监督或弹劾，迫使征税人顺从纳税人的意志。因此，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说，间接税会使纳税人处于植物人状态，不利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高，无助于纳税人对政府税权的监督。

因此，各自税改面临的主要任务也就不一样，甚至大相径庭。自然，其所征税款，即就是只有一分钱，也如同打劫，是对纳税人尊严的最大伤害，是对纳税者人格的最大侮辱。